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启动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改治理提升五年行动，是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指数的现实举措。农村人居环境整改治理提升五年行动，将成为“十四五”时期乃至实施中长期影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举措。

  2021年1月13日，农业农村部提出，启动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改治理提升五年行动，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行动，也是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指数的现实举措。但是，在过去的三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改治理行动中任旧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当前一些惠农工程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这里既有“钱”的问题，或者说，国家公共财政投入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事关“人”的问题，可以讲，农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不足等出现“最后一公里”问题，导致农村人居环境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可见，农村人居环境整改治理提升五年行动，将成为“十四五”时期乃至实施中长期影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举措。

  “最后一公里”现象存在的原因。乡村振兴战略秉承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内涵着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然而，在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处理、厕所革命等“三大工程”中仍存在“最后一公里”现象。

  在硬件方面。一是生活垃圾处理方面，“未分类直接清运”的情况占比过半，资源化利用率不足三成。对于日产垃圾上规模的县域，焚烧发电项目深受地方政府欢迎，产生了重“集中”、轻“分类”的反向激励。在一些缺乏发电项目或不具备发电条件的地区，仍采用简单填埋或直接焚烧的方式，对城镇填埋场及垃圾渗滤液解决能力造成极大压力，二次污染严重。二是生活垃圾污水处理方面，地区差异很明显，中西部地区普遍缺乏处理设备，农民对污水处理的认识还比较淡薄。主要成因有，设备和管网建设投入高、专业管护人才缺乏、村庄过往缺乏规划、技术过度参考城镇经验等。部分村庄采取了自建污水处理站或渗水井的方式，但条件简陋，存在渗水隐患。三是卫生厕所改造方面，“一刀切”式的推进在部分地区出现了“水土不服”，甚至招致农民的抵触。最大的问题是用水，出现了因缺水、无法上水导致的改而不用、用后更不卫生等情况。目前在干旱、寒冷地区已进行试点探索，但其广泛适用性仍待时间检验，不少地区的改厕进度严重滞后。

  在软件方面。一是工程建设中政府“大包大揽”，缺乏农民的实质性参与。在过去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改治理三年行动期间，所取得的重大阶段性成效，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投入，但相比之下，农民参与度普遍较低。调查发现，近三年来实际参与过村庄环境治理的农民仅占半数，明显低于村两委换届选举和红白喜事的参与度。受访的县乡村三级书记普遍反映，干部“一头热”的现象较为普遍，甚至会出现了农户自家马桶坏了也要找政府的情况。二是工程管护的现象突出，缺乏长效运行维护机制。政府大多只负责村以外的资产维护，村内的资产则主要由村集体和群众共担，包括保洁员工资、污水处理站建设、污水管网运行、厕所粪污抽运等。调查发现，三大工程的运维费用已成为村务支出的重头，有的村集体甚至入不敷出，出现了拖欠保洁员工资的情况。

  破解农村人居环境整改治理难题之策。在过去的三年里，农村人居环境整改治理由点到面全面推开，取得阶段性很明显的成效。但是，在今后的五年行动中如何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须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改治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并辅以本土技术支撑的治理创新机制。

  首先，树立“分布式、在地化、资源化”的农村垃圾治理理念。走出“最后一公里”困境的根本在于治理理念的转变，要走出盲目照搬城市的“就垃圾治理垃圾”的思维，探索化整为零、微循环再造的分布式、在地化、资源化的治理新思路。最近几年，一些民间机构已经做成了“垃圾不出村”的零污染乡村试点，其经验值得重视。关键做法是以村为单位做垃圾的在地化循环，支撑技术是低成本、高适用性的微生物技术，如酵素。其他有害垃圾能采用集中回收处置。

  其次，加强完善激励农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制度设计。一是在政策设计环节要更重视“实操性”，确保农民的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得以落实，完善信息公开渠道，切实发挥群众监督作用。二是将农民参与情况纳入基层干部考核，与干部奖惩、晋升等挂钩，例如将改厕的运行使用效果和群众满意度纳入验收指标。三是鼓励发展和培育专业的环境保护组织，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进社会组织，促进农民的组织化参与水平。四是充分的发挥基层党组织、志愿者的带头示范作用，提升他们的专业能力。五是鼓励农民学习短期可见效的“小”“微”技术，如人人可参与、人人可受益的环保酵素技术。

  再次，进一步健全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长效治理机制。一是明确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产权的归属，合理确定管护主体，在落实地方政府和职责部门、运行管理单位责任的基础上，合理引导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村民等参与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的运营和管理，政府予以验收奖补。二是持续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分类分区分内容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市场化服务机制，逐步建立公共财政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统筹安排土地增值收益及村庄整治所获得的占补平衡指标收益，并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鼓励地方以县、乡政府或行政村为单位有效整合多方资源。此外，逐步探索建立农户合理付费、村级组织统筹、政府适当补助的运行管护经费保障制度，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分类分区分内容探索建立以市场化服务为主导的生活垃圾污水、厕所粪污治理模式和以社会化服务为主导的生活垃圾治理模式。三是强化农民的集体文化认同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农村长期存在的环境脏乱差的局面得到扭转，这可谓是农民直观感受最强烈的村庄治理大事。要以此为契机，利用好现有的各类治理资源，鼓励村庄多组织并且开展民间传统文化、生态环保等相关教育活动，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改治理、农业绿色发展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逐步提升农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参与意愿和能力，降低管护成本。

  面对一直在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经营销售的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会化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育学生的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逐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身个人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体系、传统产业与新兴起的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